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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“神兽”在家的日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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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杨猛就读于县城的重点高中,在28个理科毕业班、2100多名同学中,平时模考排在300名左右,按照往年惯例,考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有问题。 高三生学习紧张,直到腊月二十五才放寒假——在镇上念初中的妹妹杨颖已经放假很多天了。 儿子放假那天的晚饭非常丰盛,饭桌上的所有话题几乎都在杨猛身上。 第一轮复习已经结束了。

   模考成绩586分,排名还不清楚,估计在班级里排在前10名没问题。

   听到这些信息,杨金峰夫妇感觉饭香了不少,又问了些在校园里的细节。 期间,杨颖偶然提了一句,下午村里沉寂多年的大喇叭突然响了,村长说起武汉流行了一种传染性强的肺炎,让大家伙注意防范。

   但很快这个话题就被更有意思的内容取代了。

   杨金峰念叨起儿子以后读大学的城市,并综合自己打过工的几个城市,进行了一番比较。

   快吃完饭时,杨猛说:“今年假期很短,重点班正月初五就开学了。

   ”不过,正月初五那天,素梅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包吃的喝的装进儿子的行李箱。

   全家人从早到晚都在客厅里看电视,一直坐到腿麻、犯困。

   村子里很安静,疫情让所有人取消了走亲访友的计划,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

   只有村长每天在大喇叭上喊话,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。 杨猛的班级群里,班主任嘱咐大家在家里“安心复习”,等待学校进一步的通知。

   接下来的两天,杨猛并没有去自己房间看书——不管有没有仪式感,他都觉得自己还在春节的氛围里。

   他很难沉下心做模拟卷,总觉得过几天就会复课——初三那天,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了贺岁电影《囧妈》的观影链接,杨猛用手机投影到了电视屏幕上,妈妈、妹妹和他哈哈哈地度过了一个下午。

   杨金峰觉得电影没意思,戴上口罩出去溜达了两圈,回来时看见杨猛还在看电视,他压住怒火,对妻子说:“还不做饭?”几天后,杨金峰终于把这股子气撒到了儿子身上。 杨金峰平时话不多,他的指责沉重有力:按照日子来算早就开学了,况且,距离高考还剩多少天?杨猛在客厅玩手机,父亲的指责让他脸红脖子粗,狡辩了几句后,他走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   那天吃午饭时,杨颖去哥哥的房间喊了三遍,他才从里面走出来。 很快,学校就通知高三学生在网上复课,杨颖所在的初中也开始上网课。

   复课前两天,杨金峰打了几个电话,总算把家里阴晴不定的网线接好了。 他和妻子都是初中文化,提到对孩子的辅导,他说,“书上那些字像蚂蚁一样,乱哄哄的,看了让人麻爪儿”。

   尽管这些年他常年在外打工,连儿子现在读的高中都没去过,但他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,有几次,他故意装作去儿子和女儿的房间送水,远远地观望他们对着手机屏幕听课。

   2月底的时候,杨猛的班主任给杨金峰打了个电话,了解杨猛在家里的学习状况。 通话快结束时,班主任告诉杨金峰:“给孩子创造跟学校里一样的环境,保证每天的学习时间不少于12个小时。 ”听声音,这个老师不过20多岁的样子,但做起思想工作来相当老练,他讲了高考的重要性,说家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扮演着“炊事员”的角色。

   杨金峰听得很激动,连声称是,仿佛感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

   这次电话之后,杨金峰对两个孩子的管理明显变严格了:早上5点45分他便去敲儿子和女儿的房门,喊他们起床读书。 杨颖对此很有情绪,杨金峰坚持了几次,后来便只喊杨猛一个人起床。

   杨金峰有抽烟的习惯,有时杨猛捧着书在院子里念英语,会突然扭头说:“爸,你别抽了,我脑子都被熏晕了。 ”杨金峰面露尴尬,赶紧将烟在地上踩灭。 楼下的客厅原本非常热闹,网课开始以后,就变得静悄悄了。 电视很少打开,杨猛的手机也被暂时没收,只有午休和晚自习之后才可以瞟几眼。

   杨金峰两口子每天给孩子送几趟茶水和水果,其余时间俩人给厨房铺瓷砖,修葺猪圈,或者是将去年晾干的玉米棒倒在院子里剥粒。 杨猛对于在家中上网课有种抵触。

   他自制力有些差,更喜欢全班同学一起备考的那种感觉。

   他的同桌晓宇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。 两人成绩不相上下,但杨猛觉得对方比他用功多了。

   他们交流很少,即使是课下的时间,晓宇也不会像其他人那样翻《意林》《看天下》一类的闲书。

   有一次杨猛甚至发现,晓宇做眼保健操时也会戴上耳机听英语听力。

   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,在互相竞争的心态下,杨猛考试进步很大。 而现在在家里,失去了周围同学的“关注”,他心里很不踏实。

   有时候做着题他也会走神,不知道别人都在家学了多少,这增加了他的焦虑。

   有意无意地,他就把这种情绪带到饭桌上,有时匆匆吃几口就说自己“饱了”,回屋里去了。

   杨金峰两口子面面相觑,素梅觉得很内疚,又若有所失地问杨颖:“这个菜又炒咸了?”隔一段时间,素梅就会把家里养的鸡捉一只杀掉、炖汤,给杨猛兄妹俩补充营养。 在她的印象里,家中四口人这样朝夕相伴的时光很少,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杨猛刚读小学那几年。

   杨金峰常年在江苏常熟、南京等地打工,这次因为疫情,哪儿也去不了;儿子和女儿平时都住在学校,一个月才回来一次。 大部分时间都是素梅一个人在家,料理七亩田地,和家里的两头猪、一群鸡。 几年前,夫妻俩在杨金峰父亲的宅基地上又建了一处二层楼房,她不习惯在那里住,嫌房间太多,冷清,只是偶尔去那里看看,开一开电视和冰箱,防止长时间不用“搁坏了”。

   她还是喜欢老房子,“牲畜都在那里,像个家的样子”。 不同于丈夫把看护孩子学习当作任务、盼着学校早点复课,素梅内心里甚至庆幸有了这么一次“病毒”,能让他们阖家团圆——尽管她知道,疫情破坏了很多事情,譬如这上半年,丈夫原打算为儿子挣够大学一年的学费。



     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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